【美天棋牌】在国外送外卖和国内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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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源在悉尼做兼职骑手，1 小时可以赚 140 元到 188 元，邹平在首尔送外卖，时薪 96 元，郑方形在新加坡兼职外卖员，每小时可以赚到 64 元。我在深圳送外卖，一小时赚了 17.3 元。

这是一次职业观察，关于外卖骑手的。对比之下，我看见了世界的参差，也看见了系统与系统之间的惊人差异。‍‍‍‍‍

这种差异，不止于收入。在国内，骑手与 “超时”“差评”“扣钱”“交通事故” 等关键词捆绑在一起，“困在系统里” 更成了这份职业的标签。而在齐源、邹平、郑方形的体验里，这是一份被 “系统” 尊重和保护的职业。‍‍‍‍‍‍‍‍‍‍‍‍‍‍‍‍‍‍‍‍‍‍‍‍‍‍‍‍‍

他在悉尼送外卖，时薪是我的 10 倍

仅一年来，小红书上不断有博主分享自己在海外送外卖的经历，与他们分享健身、海滩、大学校园的口吻一样，送外卖是轻快的，自由的体验。

而从他们的收入来看，这份工作的薪水也相当可观。同样做兼职骑手，齐原在澳洲，我在深圳，他的时薪是我的十倍。

12 月中旬，深圳进入一年中最冷的时段，16 日白天下了雨，空气冷飕飕的。

这天，我在晚高峰时段骑自行车送了 4 单外卖，花费 1 个半小时，赚了 28.5 元，扣除当日的保险费 2.5 元，折合下来时薪 17.3 元。

在西乡做众包骑手的阿隆，16 日跑了接近 8 个小时，赚了 300 元出头，中午他同时接了 10 个顺路单，最终两个订单超时，被扣掉了几块钱，“累啊，太贪心了”，他感慨。

阿亮这天在松岗送外卖，“恶劣天气，10 个小时，送了 36 单，赚了 300.7 元，还有跑下去的必要吗？” 他问阿隆。

16 日也有赚得多的骑手，小志跑了 81 单，赚了 723.2 元，“跑了 15 个小时熬出来的”，他说。

在系统的日里程榜上，这天排在第一位的骑手，跑了 368 公里。这个距离是什么概念呢？从深圳出发，开车走高速到汕头，车程 340 公里左右，要花费 4 小时 20 分钟。

“馋馋猫” 在送餐途中的自拍。（本人供图）

齐原和 “馋馋猫” 是在悉尼读书的学生，俩人进入骑手行业均不足半年，常用的外送平台都是 Uber，这是当地用户量最大的平台。

悉尼当地的外卖平台为吸引新的骑手，新手补贴极为诱人。“馋馋猫” 印象中，最高的奖励金有 800 澳元，不过这要求骑手第一个月工作超过 200 个小时。

齐原每周花在送外卖上的时间，大约 10 多个小时，第一个月他的收入折合人民币大约 1 万元，这包括了新手奖励金。度过新手期后，他每小时能赚到的钱，稳定在 140 元左右。这甚至超过当地不少白领工作的时薪。‍‍‍‍‍

Uber 一次只给骑手派一单或者两个顺路单。为了避免差错，“馋馋猫” 一次只接一单，上一单送完，才会接下一单，她做骑手的时薪大约在 95 元左右。这与她另外两份兼职 —— 收银员与前台，每小时的收入差不多。

郑方形的骑手装备。（本人供图）

郑方形在新加坡做兼职骑手，他骑自行车送外卖，除了赚点外快，还有健身的目的。他晒过某天的收入，工作 6.5 小时收入 80 新元，时薪折合人民币 64 元。

邹平在首尔做了一年的全职骑手，他每天工作 8 到 10 个小时，一周休息一天，月收入大约是 2.5 万元人民币，折合为时薪的话，是 96 元。

做全职骑手之前，邹平在首尔一家会社做办公室工作，月薪折合人民币 1.5 万。他在那里工作几年，没有升职，涨薪幅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首尔读完大学后，邹平在写字楼的求职屡屡碰壁，作为外国人，不管是找工作还是职场升迁，他都很难得到与当地人同等的待遇。

不过，韩国很多蓝领工作待遇丰厚，邹平有个朋友在工地上班，日薪能够拿到 1500 元人民币。他在格子间看不到希望，便决定去送外卖。他计划在首尔攒下一笔钱后，带着妻子回国生活。

做为全职骑手，平台要与邹平签订劳动合同、购买相应的保险，上个月他韧带受伤在家休息，保险公司会按照他上一月的实际收入，足额赔付他的薪酬。骑手干满一年，外卖平台会多发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奖励。

邹平认为自己赚的是辛苦钱，就像现在，首尔寒风刺骨，在这样的天气骑着摩托车工作 10 个小时，滋味很不好受。近几年来，韩国当地的电子工厂陆续迁往越南，大批工人失业，加上大学生毕业后就业困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骑手行业。他要保住 2.5 万月薪的收入水准，就得花费更多的心力和精力。

系统与系统的差距‍‍‍‍‍

在送外卖的体验上，郑方形和齐原、“馋馋猫” 一样，这是份自由、轻松，令人愉快的工作。毕竟他们做的是兼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生计压力。

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享受了更为平等的职业待遇。

齐原在悉尼送过一单外卖，途中因走错方向耽误了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平台没有做催促性的提醒，而是将送达时间向后顺延了 30 分钟。即便这单外卖 “超时” 了，平台也没有给齐原任何惩罚性的提醒。

齐原注册了两个外送平台，大多数时候他在 Uber 上接单，偶尔在另一个外送平台 Padan 上接单。两个平台与骑手的关系都是合作模式，而非雇佣关系，骑手可以自主决定工作时间，类似于国内的众包平台。‍

郑方形在新加坡体验过三个外送平台，一个是本地平台 Grab，一个是来自英国的平台 Deliveroo，另外一个是 PadanFood。他对 Deliveroo 的印象最好，这个平台的送餐单价更高，关键是 “把骑手和顾客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对待”。

这三个平台在规则设计上，与齐原体验的 Uber、Padan 差异不大。比如都采取派单机制，骑手没有机会抢单，平台一次给骑手派一单或者两个顺路单任务。在送餐时长上，不对骑手做强制性要求，骑手也不会因 “超时” 受到任何惩罚。

这让齐原感觉非常放松，“你不用考虑任何东西，接单之后按系统的指引走就没有问题，还非常轻松”。

在郑方形看来，平台在规则设计上 “不要求多长时间送达，不让你一次性送好几单”，很大程度上是在为骑手的安全做考虑。

在齐原和郑方形的印象中，他们用的外送平台，都不会用将 “扣钱” 作为惩罚措施。在 Uber 平台上，即便顾客因 “餐凉了或者汤汁撒了” 要求退款，最终的赔偿平台会来承担。

不过在 Uber 上，顾客的评价对骑手相当重要，如果对方打了差评，这会影响骑手的信誉值。

齐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过差评，他认为这与澳洲的社会文明程度有关。比起国内，当地对服务性职业的包容度更高，“我送外卖时，弄撒过汤汁，找不到门牌耽误了时间，顾客的态度还是很友好。老外大都非常 nice，会提前到门口等外卖，你找不到地方，他们也会主动下楼找你”。

这一点 “馋馋猫” 也体会颇深，她送过一单外卖，两公里的路程她花了半个小时。对顾客来说，等这单外卖的时间要比平时久了许多，对方接餐时非常和善，还给了她一笔小费，“他们的平等概念是比较强的，我做收银员的时候，感受也差不多。”

邹平在韩国最大的外送平台做全职骑手。他的职业体验，与齐原、郑方形的不同之处有两个：

邹平工作的平台为抢单机制，他要赚更多的钱，就要在抢单上花费更多心思，这才能保证一次抢到更多的顺路单。

今年邹平在送外卖途中，因交通意外受伤两次。（本人供图）

在首尔，骑手主要以摩托车为交通工具。为了赚到更多的钱，骑手闯红灯、违反交规的情况屡见不鲜。邹平每年购买意外险的费用，是普通机动车司机的 3 倍。受过两次伤后，他计划明年离开这行。‍‍‍‍‍‍‍‍‍‍‍‍‍‍‍‍‍‍‍‍‍‍‍‍‍‍‍‍‍‍‍‍‍‍‍‍‍‍‍‍‍‍‍‍‍‍‍‍‍‍‍‍‍‍‍‍‍‍‍‍‍‍‍

另外，平台对全职骑手的工作时长有要求，邹平一般选择 “早十晚八”。在管理上，平台较为人性化，骑手在工作时段内可以自由安排时间，“要吃饭、休息、上洗手间，调成休息模式就可以”。

除了这两点，邹平在平台的工作体验，与齐原、郑方形差不多 —— 他们在送餐时，没有 “超时” 的担忧，绝大多数平台对送餐时长不做要求，骑手按照规划路线行进即可；平台不会因投诉或差评，用 “扣钱” 来惩罚骑手；骑手在接单之后，可以 “取消订单”。

我在深圳，如果碰触了以上任何一条线，都会面临扣钱的惩罚。一单白干不说，还可能要倒贴 10 来块钱。

我在深圳做骑手，可能面临的惩罚措施。

在正式成为众包骑手之前，我也在线上进行了的十多项培训，其中 “惩罚机制” 占了一大部分，严苛条款最终导向 “扣钱” 二字。

假如我送的这单外卖，配送费为 6 元。如果我超时 10 秒，平台会扣去 2.4 元，我只能赚到 3.6 元。如果我在送到顾客手中之前，点击了送达按钮，那么平台会扣我 50 元。

如果我在接到订单后的 1 分钟内取消订单，平台会扣我 8 块，如果我接单超过 1 分钟，又取消了订单，那么平台会扣我 10 块。

作为众包骑手，我可以自由地选择订单。而另外一种外卖员 —— 专送骑手，则是系统来派单，那也就意味着，骑手没有拒绝任何订单的权利。

12 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刚刚结束上一单订单，准备离开那个住宅区时，一个身材壮硕的男骑手小跑着超过了我，“你没有超时单吗”，他扭头问我，脚下步速不减。进入小区电梯里，我们总算有机会聊上了几句。

“你超时了几单”，我问他。

“8 单”。

“啊，那你一次接几单”？

“7、8 单，这没办法，我的系统停不下来”。

一场关于职场境遇的观察

齐源今年 10 月到的悉尼。出国之前，他在某互联网大厂做事务性工作，办公室非常卷，他干的活儿琐碎而庞杂，每晚要熬到一两点钟。

他开始认真寻思什么是好工作，得出的结论是 “能靠技术吃饭，老了也吃香，能按时上下班”，于是他决定到澳洲学一个新的专业 —— 牙医。

去悉尼之前，齐源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过留学生们分享的送外卖经历，他也有计划以此赚取生活费。

那时他打算，先在国内尝试着送一段时间外卖练手。不过，很快他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我在网上看了看，感觉在国内完全没法儿做，路上出事故的很多都是骑手，大家是拿命在送，疯狂地闯红灯。”

根据齐源的观察，悉尼的外卖骑手中，除了一部分为了赚点生活费或寻求体验的留学生，更多的是 “上了年纪，缺乏文凭或技术，想在这边赚几年钱” 的海外劳工。

齐源计算过，外卖骑手的时薪，算起来要高于当地很多蓝领职业，也超过不少白领工作，他在社交平台上留意到，一位娴熟的骑手，一天能赚到 700 多澳元（人民币 3300 元）。他也观察到，骑手颇有诱惑力的收入以及自由的工作性质，渐渐吸引了当地白人的加入。

郑方形最开始在新加坡送外卖，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解压。当时他在国内某头部大厂的海外分公司上班，办公室的文化沿袭了国内风格，这与当地的职场文化格格不入，也令郑方形苦不堪言，“一度非常抑郁”。

送出第一单外卖后他心情大好，“觉得好开心，没有人 push 你，没有那么多压力”，不久之后，他决定离开那家互联网公司，“辞职后整个人都开朗了不少”。

郑方形今年在新加坡遭遇过一次裁员，对他来说，这算不上太大的波折。大环境不乐观，当地不少互联网公司都在裁员，他用了一个月时间，就确定了新工作。

“新加坡比较缺 IT 人才，大家的职业安全感还是比较足的，这边也没有严重的年龄歧视，我们暂时还没遇到过 35 岁危机”。

就像文章开头讲的一样，我们原本只是想做骑手的职业观察。但我又觉得，这场关于职业境遇的观察，并不止于外卖员领域。

备注：文中邹平、齐原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ID：szdays），作者：黄小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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