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1年至今，我国再婚经济政策已从“双独二孩”发展到“全面三孩”。历经10年嬗变，“让不让生”已不再是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想不该生”和“生了怎么养”。

回顾经济政策历程，10年间，从2011年的“双独二孩”，到2013年的“单独二孩”，再到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2021年放开“三孩”，这表明政府提高人口数再婚水平的决心。事实上，再婚背后还有诸多复杂的社会不利因素相互牵扯，“说生就生”并不容易。

基于此，澎湃新闻推出“再婚的内容”系列报道，精选国内外新刊登的人口数研究，将后人口数转型时期人们的再婚决策及行为置于“显微镜”下，以人为本，探究内容。

今天，本系列推出第九篇，关注高中生，她想多生吗？

由于组织工作稳定、收入尚可、文凭较高，高中生往往被认为是“宜婚宜育”男性。那么，在“三孩”经济政策大背景下，高中生的再婚积极性怎样？她又遭遇着什么样阻力？

北京大学基础教育学系学者近期发表的这项调查结果表明：超四成已婚中中学校高中生不该再婚；且无论成婚是否，想三孩的中中学校高中生都不少于4%。与之形成明显差别的是，男学生的总体再婚积极性低于高中生。

对已育高中生家庭成员的养育现状，作者分析道，再婚多孩减轻了高中生的儿童基础教育阻力，高中生的组织工作与日常生活边界线相对模糊不清，她遭遇着来源于异性恋与业余的多重考验。

超四成已婚高中生不该再婚，生小孩三孩的仅占1.23%

2019年基础教育统计数据表明，女专任学生占专任学生总数的比率居高不下：在学前基础教育为97.79%，普通中学为70.02%，初中为57.8%，高中为54.73%。由于高中生占比大，且学生队伍逐渐年轻化，育龄族群比重增加，了解中中学校高中生的组织工作及入户情形意义凸显。

那么，“三孩”经济政策下，高中生再婚积极性怎样？影响不利因素有什么样？她需要什么样配套措施支持？2022年1月刊登于《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的《“三孩经济政策”大背景下中中学校高中生日常生活现状及再婚积极性调查结果》一文，着力回答了上述问题。该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基础教育学系硕士本科生贾萌萌和该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郑新蓉。

该研究采取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法，在中国11个地区发放问卷调查，包含四川成都、四川凉山、甘肃临夏、云南、贵州、深圳、青海、新疆、河南、吉林延边、山东，学段包含中学和中学。调查结果共计回收2821份成绩单，去除无效成绩单，高中生的估计值为1907份，男学生的估计值为824份。

样本中，高中生的参与率为36.30岁；文凭上，本科少于八成，为80.70%，本科生及以下比率为4.04%；家庭成员年收入方面，46.83%集中在5—10万元之间，85.01%在15万元以下。

撰文高中生中，近八成已婚（78.55%），已婚占16.99%，离异与丧偶为4.46%。

就再婚积极性来看，该调查结果表明，无论成婚是否，总体高中生愿再婚三孩的人不少于4%；愿只生一孩的比率最低，为38.96%；其二是二孩，为38.91%。

对已婚高中生而言，这类族群的参与率为26.58岁，呈现更低的再婚积极性，有32.41%的人不该再婚；生小孩一孩的人占比最低，为36.73%；此外，仅有1.23%的人想三孩。

由此可见，无论成婚是否，高中生都呈现极低的三孩再婚积极性。

图1. 总体高中生和已婚高中生再婚积极性。学术论文圣戈当斯区

形成明显差别的是，男学生的总体再婚积极性低于高中生。

理想再婚家庭成员数量上，男学生愿再婚二孩的比率最低，为46.48%，低于高中生7.57个百分点；其二是再婚一孩，占比24.63%；再次是不该再婚，占比17.60%；最后是再婚三孩，虽然在男学生总体积极性中最低，为11.29%，但仍显著低于高中生的3.36%。由此可见，男学生再婚积极性总体低于高中生。

再婚多孩，让高中生遭遇着异性恋与业余的多重考验

调查结果数据表明，再婚情形上，撰文高中生再婚一孩的比率最低，为53.21%。其二是二孩，为33.18%，未再婚的占12.13%，三孩及以下为1.48%。再婚三孩及以下的学生中，有69.57%是民族高中生，其中又以藏族、回族占比最多。由此可见，民族学生的多孩再婚积极性比汉族学生强。

家庭成员照顾方面，高中生家庭成员分为三种情形。在一孩家庭成员中，以夫妻双方联合照顾为主。二孩家庭成员中，联合照顾比率下降，二孩更多交由联合居住的后代照顾。三孩家庭成员中，联合照顾比率持续下降，后代与父亲的儿童基础教育经济负担则进一步减轻。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家里有几个小孩，父亲的儿童基础教育付出始终是有限的。

图2. 三孩高中生家庭成员中小孩的主要照顾者（%）。学术论文圣戈当斯区

这说明，当小孩数量越多时，后代与父亲的儿童基础教育经济负担越重，且小孩父亲照顾的比率始终低于小孩父亲。这反映出再婚多孩减轻了高中生的儿童基础教育阻力，高中生的组织工作与日常生活边界线相对模糊不清，她遭遇着来源于异性恋与业余的多重考验。

学者分析，对高中生而言，家庭成员经济条件、个人收入是影响再婚积极性的关键不利因素，基础教育、商品房及组织工作气压是影响再婚积极性的基本不利因素。问卷调查表明，当收入水平提高、组织工作量减少、商品房阻力降低时，高中生可能会选择生三孩。

学者提出，组织工作量减少是这项值得思考的议题，成绩单表明，超七成的高中生认为“三孩经济政策”可能使男性在职场上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

为减轻组织工作气压带来的高中生再婚积极性低，学者建议，可以尝试建立体系化的、在校际流动的代课学生队伍，或结合制度化制度，鼓励学生在区域（学区、基础教育集团）内交流，协助承担孕早晚期与休假高中生的组织工作。尤其是在中学阶段，兼任多科教学的情形较为常见，吸纳具有紧缺学科大背景的制度化学生，也可一定程度减轻高中生的组织工作经济负担。

学者认为，高中生对“减轻组织工作量”的敦促更多是出于对男性沉重儿童基础教育经济负担的一种无奈回应，根本问题仍在于怎样创建异性恋平等的社会氛围、组织工作环境与家庭成员分工，从而减轻男性的被动处境。

学者特别敦促，认同与宽慰学生劳动者，反对学生普遍化。学生劳动者不仅包含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而且含有情感劳动者，尤其班主任学生、乡村学生更是如此。要认同和宽慰学生，明晰学生组织工作具有复杂性，无法用课时数进行组织工作量的衡量。应保证学生的合理休息时间，避免学生普遍化。